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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官手工業制度看汝窯——兼論宋代的官府窯業制度

2019-01-11 10:22:41 737人 已讀

 摘要  本文從考察中國古代的官手工業制度出發,結合我國古代官府陶瓷窯業的歷史進程與發展規律,最后論定宋代只存在一般意義上的官府陶瓷作坊而不會有如明清兩代般專門生產御用瓷器的御窯。也就是說,曾經生產官府用瓷的寶豐清涼寺汝瓷窯場僅可能是官府具資、“和雇”陶瓷匠人進行生產的一個官府瓷器作坊。


汝窯作為我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瓷窯之一,長期以來都是研究者關注的對象。尤其是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被發現后,有關汝瓷及汝窯的話題又成焦點。本文謹從我國古代的官府手工業制度人手,并結合清涼寺汝窯址出土的實物材料和傳世名品,對汝窯在宋代官府手工業體系中所居的地位及宋代的官府窯業制度略加剖析,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古代官手工業及窯業制度

 

官手工業是在官府的組織與管理下進行生產、產品流向歸官府支配的手工業生產體系。為了確保官手工業生產的有序,歷代王朝都制定有一套相當嚴密的規章、法則,其內容涉關該體系內手工匠人的來源、生產作坊與專職管理人員的設置、生產制度、資金來源、產品流向等方面,而此正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古代官手工業制度和賴以討論汝窯諸問題的基礎。

就工匠的來源看,我國古代的官手工業制度大約呈現如下五個階段性特征商周至東漢或稍晚,為官府工匠奴隸制時代,匠人無償地服務于國家;南北朝至隋唐,匠人按期應役,服務于國家是各種匠人的義務;兩宋時期,官府和雇召募匠人,計工付值;元、明至清康熙三十六年,是官府匠籍奴隸制時代;康熙三十六年以后,政府對于官作坊內的生產者計工給酬。

自戰國至秦漢,歷代政府設有各種工官,是為政府管理各種官手工匠人的機構,“百工成理,監工日號,各種手工業匠人在古代陶瓷監工的管理下適時地為官府從事生產。南北朝至隋唐,實施工匠應役制,雖因此改變了官府手工作坊工匠的來源,但設官督理的傳統生產方式并未因此而改變。宋代官手工作坊中的匠人是官府和雇來的私手工業生產者,他們為官府從事的生產稱為官作。元代中央設局院官統管全國各地官手工作坊的生產,在具體的官手工業作坊內還沒有管匠官負責具體生產事務,作坊所在地的行政官員還得以提調官的身份出面負責。從元代律例對官物生產的管理規章看,生產官物所需的一切原料均系嚴加預算后才能從官府支領,工畢有盈余者并限期還官。這種由官府具資出料的官作生產方式一直到代都沒有終結。

以產品的最終流向看,官手工業生產存任著官用和御用的差別,明代以后,官府手工的一個新特點就是御用性的突出。御用器的概念雖存在于自兩漢至明清各歷史時期,但兩漢時期的尚方之物與明清的御用器有著質的不同。在使用權限上,從文籍屢見兩漢南北朝期問皇帝賞賜東園秘器——這種專門為皇帝生產的隨葬品給臣下看,此時的臣屬在皇帝許可的情況下還可使用那些本來專供皇帝的尚方之物;而明清兩代所有門類的御用物資則只有皇帝一人可以使用,別人如擁有這樣的東西就是僭越,更遑淪使用了。就生產作坊看,兩漢南北朝時期的尚方之物雖已有尚方之名,但它們仍和一般的官用物資一樣出白工官下屬的各生產作坊而并沒有單獨生產;明清的御用物資則不同,它們都出自一個個專門生產這些東西的御用作坊。所以到明清時期,專門生產御用物資的手工業作坊作為官手工業生產體系中的一種特殊機構已單獨析分出來。

作為日常用器,()器的生產自古以來都得到最高統治階層的重視。中央政府沒立專負責管理陶業生產的官員肇自西周的陶正、陶人、人。 關于秦漢兩代是圖一越窯官樣銘殘片否設有具體管理陶器生產的專官未見文獻記載,但秦代刻詔陶量的傳世為我們判定官府窯場的存在提供了足夠的證據。又,考古所見秦兵馬俑坑和漢陽陵出土的大批量風格一致、設計完美的陶俑也絕非個體作坊所能生產,而應是官府陶器作坊的產品,這一點已為秦俑身上所見的陶文銘記證實。漢興一承秦制,官府窯場這種關系國計民生的官手工業作坊的存在應不會因朝代之更替而出現大的變故。至于官窯場在西漢時期的歸屬,從實物銘記和文籍記載可作如下推測西漢政府置于各地的工官是負責兵器生產的主要部門,準前漢置于各地的鹽官、鐵官隸中央之制,“工官、織官也當歸中央管轄。漢代中央主兵器造作的是考工令,考工令的職責在主兵器外,主織綬、諸雜工,制陶業作為雜工,或即該衙的職責之一。東漢主工稅物之工官的出現成為私手工業生產壯大的主要標志。具體到陶瓷生產行業,大約也應在官府窯場以外存在有大量的私窯場。晉唐及于遼金,中央政府對官府窯業的管理方式由甄官署替代了傳統的工官。甄官署一方面是專門管理生產陶瓷質瓶缶和喪葬明器的中央官府機構,同時也負有直接管理陶業生產的職責。宋代中央有窯務和青窯作之設,“掌陶為磚瓦,以給繕營及瓶缶之器乃窯務之專職。遼及北宋均在窯場所處地方設瓷窯務管理生產。元據江南,即設浮梁瓷局于景德鎮,專門職掌燒造瓷器等事宜。明朝立國初期的50年間,設在景德鎮專門承造官府用瓷的窯場一直稱作官窯。見于文獻和實物銘記,清代設在北京琉璃渠專門承制宮廷用琉璃制品的琉璃窯稱官窯??梢娪芍醒朐O立官窯的歷史實貫穿于中國各封建王朝。

除上述隸屬中央政府的官窯外,實物銘記材料顯示出隸屬各級地方政府的官窯也一直存在,于宋有宣州官窯、潤州官窯,還有專門燒造定陵用物的定陵官窯,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的元代青釉瓷碗底部有釉下褐彩官窯,清代有廣西欽州的欽州官窯??梢?/span>,官窯不僅一直存在于中國封建王朝的各個時期,且遍布于全國各地,實非一時一地某一窯場的專稱。從歸屬方面看,則分為中央官窯和地方官窯兩種。

官窯的一大特點是其產品必須按照官頒的樣式生產,此規定自西周至明清幾無改變?!吨芏Y·冬官考工記》記載:“(周代)陶人為瓤,實二融,厚半寸。盆,實二融,厚半寸,唇寸。甑,實二融,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實五斛,厚半寸。庾,實二斛,厚半寸,唇寸”; “瓶人為簋,實一斛,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斛,崇尺。凡陶之事,髻望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不僅甑、盆、甑、鬲、庾、簋、豆諸器的容量、高矮、厚薄、唇寬等均有嚴格的規制,同時還要求它們的生產必須達到器中膊,豆中縣”,即緊合器范、端壯周直的入市規則。這種官頒器樣的生產方式在宋代既見諸文獻記載,實物亦可見浙江慈溪市上林湖茭白灣窯址和馬溪灘窯址發現的越窯盞、碟殘底上的官樣銘記。迨至明清,官琉璃窯場的生產一直遵循著一到十樣大小不同的生產程式,景德鎮官窯場和御器()廠的生產也必須遵照光祿寺、尚膳監、太常寺、內官監、內廷或內府等機構發出的樣式,生產者在從事生產中無絲毫創作的自由。 

至于官窯產品的流向,從相關的文獻記載看,至少其產品中的一部分是作為商品流向市場的。周代“瓬的職掌是凡陶帆之事,髻望薜暴不入市”,足以說明當時住陶人、人監督管理下生產出的產品,原本就有一部分是供應市場需要的。晚唐至北宋中晚期習見的、新官款的確切涵義在學界雖尚未達成一致,但歸結起來不出自府機構用器或官窯產品標志兩大類。尤其能說明字款白瓷器作為商品出售的力證是埃及福斯塔特和韓國慶州皇龍寺二遺址土的字款白瓷器殘片和定州靜志寺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兩件字款白瓷盤,其一(編號5—71)底部有墨書銘記:“供養舍利,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吳成訓,錢三十足陌”,另一件(編號5—78)足部環書僧崇裕施疊(疊乃碟、碟之白字)子壹只、雄黃四斛,并施隨年錢二十一足陌。前二者遠在國外,應是外銷的結果;后二例似應是由吳成訓和僧崇裕個人施舍給寺院的,也看不出和官府有關。

官府窯場的各類陶瓷器是否即封建官府界定的官物,文獻失載,但從歷代瓷器的銘記款識可推得相應的答案,晚唐至北宋晚期,瓷器上有、新官,北宋開始,諸如尚食局、尚藥局、樞府等一些具體官府機構的名稱也出現在瓷器上,幾至明初,見于瓷器上的銘記有內府、用供器,若加上元代紅漆盤上的內府官物銘記,大約可知諸多銘記不過足官用器物的標志符號罷了。換言之,歷代官府窯場的瓷器都應歸入官物的范疇。

作為官手工業體系中的官窯存在于我國古代各歷史時期,可謂是陶瓷生產者服役于國家的生產基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官府窯場一直壟斷著陶瓷器生產的高、新生產技術,并引導該行業的生產潮流。

 

宋代官窯制度之蠡測

 

在我聞古陶瓷史上,宋代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不惟民間窯場生產盛極一時,打破了以往南青北白的界限,官窯的設置也開始見載于文獻。但宋代的官府窯業制度如何,歷來作專門探討的文章不多,本節將在古代官府手工業制度和官府窯業制度的大背景下,對宋代的官府窯業制度試作蠡測。

宋代官府窯場,僅見載于文獻的就有北宋汴京官窯、南宋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而實物銘記又有宣州官窯、潤州官窯的存在;同時,文獻中還有中央政府詔命汝州和紹興府生產宮廷和祭祀用瓷的記述。僅就此看,宋代的官窯已存在有隸屬中央政府和隸屬地方政府的兩種窯場。宣州官窯、潤州官窯的存在使我們知道,承命燒制宮廷用瓷的汝州和紹興府余姚縣也必然設置有隸屬它們各自的汝州官窯紹興官窯余姚官窯。至于這種地方官窯是長期存在并一直組織生產還是只在接到命令后才進行生產,筆者認為應是前一種情況。

目前已確定的宋三大官窯中汝窯、修內司窯、郊壇下窯雖有北南之別,但在燒造工藝、胎釉配方、器物造型上表現出極大的一致性與繼承性。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的存在今已為考古發掘證實,其產品特征也已明晰。對比清涼寺汝窯場與修內司官窯、郊壇下官窯的考古發掘材料就會發現,宋修內司窯的老虎洞窯址在窯爐結構、碗洗類器物的圈足形制、厚胎薄釉及用支具支燒的方法等方面都和清涼寺汝窯場所見材料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而郊壇下官窯最早期的產品在胎釉配方、支燒工藝等方面和汝窯器表現著極大的一致??傊?/span>,南宋二官窯最早期的產品在胎釉配方上追同汝瓷而不同于浙江青瓷的傳統特點,同時在以厚胎薄釉為常,碗、盤、洗類器物的圈足高而外撇,由支具支燒等方面,也和汝窯瓷器相同。

宋代何以在沿襲唐代貢瓷制度的同時,又遍設諸多官府窯場進行生產,似應與當時的經濟條件有關。高度發達的城市商業經濟和私營手工業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私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反之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又確保和促進著私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在經濟規律面前,所有商品消費者都變得平等起來,其間已無貴賤、官民之差異。對于眾多的私營瓷器作坊,政府得到其精美產品的方法除貢奉舊制外,只有通過實物稅(即稅瓷)抽稅、率買制幾種途徑,此外政府對生產者在法律上別無更多的干涉權。一方面,為了更多地擁有高質量的瓷器,政府只有自己開辦窯場,并通過召募、當班的方法使優秀的私營制瓷匠人到官窯場內直接從事陶瓷器的生產。另一方面,官府窯場的產品除供御外大部分還是作為商品出售。據《清波雜志》記載:“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這說明當時的官府窯場除生產一部分官用物資外,其主流產品還是作為商品拋向市場。巨額的經濟利潤是驅使政府設窯燒造的原動力之一,而對巨額經濟利潤的追求,始終影響著兩宋政府各項政治制度及經濟政策的取向,舉凡能給國家帶來巨大效益的各手工行業,政府都毫不猶豫地介入,于是就出現了宋代酒、醋、曲、礬、炭、鹽、茶等行業的官沽榷賣——官營制,更有甚者官府還設立官營酒樓并雇募官妓服務其間以招徠客人營利。瓷器在海內外均有著極大的市場需求,被官府看中并設立官府瓷器作坊從事生產以謀取利潤也當是情理中事。

正因如此,才為我們合理解釋宋代宮廷用瓷中所見到的如下現象提供了可能性。首先,宋代并無設御器廠的蠹財勞民之舉,卻能得到出自越、定、耀州、汝諸窯和修內司與郊壇下二官窯的諸多瓷器名品,這和宋代官物采購中的率買科率制相適應。其次,金人入侵,宋室南遷,立事于倉促中的南宋二官窯,在其產品的燒造工藝、胎釉配方、器物造型上都幾乎完全保存了北宋汝窯的舊制,并表現出名品特色(而不象后來元明改代之際景德鎮官窯場生產的釉里紅和青花器物,雖也有極大的一致性,但在修胚工藝、燒造技術上已有明顯的差別),是因為宋代實行工匠雇用制,這既為官府選取最優秀的工匠提供了保障,也為遭亂南逃的制瓷匠人提供了生活保證,使得被選中雇用的工匠盡全力生產出合格的產品(而元明的匠籍制使匠人實同官府專業奴隸,其生產積極性自無法被調動起來)。

總之,宋代的官府窯場是宋代特定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下的產物,其形式是由官府具資并組織生產的官營瓷器作坊,服務其問的制瓷匠人是政府通過鱗選當差的辦法從民問和雇來的優秀瓷業匠人,官府窯場的產品除部分高質量被選中者供應宮廷或官時外,大部分仍作為商品出售。

 

三 清涼寺汝瓷窯場的性質

 

清涼寺汝瓷窯場最早引起人們的注意始自19世紀7080年代,葉酷民先生的《鈞汝二窯摭遺》實發其凡。此后,經相關單位先后6次發掘所獲得的大批材料,尤其是1999年度河南省文物研究昕進行的重點發掘,為我們加深對汝窯和汝瓷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從清涼寺汝瓷窯場發掘的材料顯示,其產品有如下六類一、和清宮舊藏傳世汝窯名品一致的天青釉汝瓷;二、豆青或豆綠釉印花瓷,這類瓷所占比例最大;三、白釉珍珠地劃花瓷;四、黑釉繪醬花瓷;五、白地黑花瓷;六、宋三彩等。尤其是天青釉汝瓷,釉層勻凈似玉,開片疏密有敏,胎骨細膩堅實。器形有盤、洗、瓶、碗、樽、壺、盆、爐、注壺、盒、盞托、器蓋等,裝飾手法有刻劃花、貼塑、雕塑,習見紋樣有蓮瓣紋、折枝蓮紋等。除在釉色、胎質上和清宮藏汝窯名品一致外,以細支釘支燒的裝燒工藝也和傳世汝瓷特征相同。天青釉汝瓷的發現基本證明這里就是所謂燒制宋代宮廷用汝窯器的窯場所在。而就地層材料看,該窯場的從業時間大致歷北宋早、中、晚,,5個時期。北宋早期為初創時期,產品以白瓷為主,兼燒少量青瓷和黑瓷。北宋中期為發展期,表現為青瓷數量增多,紋飾內容有蓮花、牡丹、弦紋、線紋等,青釉釉層變厚。北宋晚期是其鼎盛時期,豆青、豆綠釉古代陶瓷青瓷器開始成為產品的主流,并出現了天青色釉瓷器。紋飾內容新增龍紋、海水游魚,裝飾手法劃花、印花并見。天青釉瓷以裹足支燒為常。金、元時期,該窯場走向衰落,表現為青瓷釉色變深、釉面缺乏光澤、釉層內雜見褐色斑點,器物形體增大、厚重。

汝州窯場為宋室燒造宮廷用瓷器最早見于南宋人的記述,但汝州青瓷為宮廷采用、名顯于世則在北宋末年以前。有關汝窯燒造宮廷用瓷的時間,長期來不乏探討者,其中以葉赫民和陳萬里二家之說最具影響,也基本接近史實。陳萬里認為,“從徽宗的崇寧五年(1106)往上推到哲宗的元佑無年(1086),在此二十年間,大概是宮中用汝州所燒青窯器的時代”;葉酤民認為,“汝窯的鼎盛時期大體可推測在宋元柘元年(1086)至宣和末年(1125),即哲宗、徽宗時期。細考二人所定,筆者以為在證據上有值得補充的必要,且具體時問似也不應視作定論。以元祜元年(1086)為其上限,宋代官頒之《元豐九域志》可補其證之闕。文獻記該書雖初成于元豐三年,但刻版之舉則在元豐五年,而頒行天下更晚至元豐八年,又從其所載政區有元豐六年、元豐八年的新變動看,此書在元豐三年以后實處在不斷的修訂中,其刊刻布行更應足元禱無年正月以后的事。作為記述當時滅下行政區域、道里遠近、物產貢賦等內容的地理政書,不載汝州貢瓷之事,足見直至該書最后刊行之日,汝州所產青瓷名尚不顯且也未被宮廷采用。所以,汝州燒造宮廷用瓷的最上限絕不會早到《元豐九域志》一書的刊行時間,即元元年正月以前。至于汝州燒造宮廷用瓷的下限,在理論上應下推到北宋政權傾亡之日。原因有以下三點第一,靖康二年以前,金兵重點在攻掠河北并圍攻東京,無略地汝州之記,汝瓷生產窯場小應遭致命的破壞,且也不聞欽宗有罷各地貢賦之詔。第二,高宗南渡后,曾在修內司和郊壇下置官窯場進行燒造,而考古發掘所見當南宋修內司窯的老虎洞窯址和當南宋郊壇下窯的烏龜山窯址出土材料顯示,其最早期的產品在胎釉配方、造型特點、支具支燒工藝等方面都和汝窯瓷器一致。這說明南宋政權初期對瓷器生產的要求仍遵循著汝窯天青釉類瓷器的舊制。第三,紹興二十一年,在張俊進奉給高宗的禮物中有汝瓷十種十六件,表明此時南宋君臣仍以汝器為寶。足見宋雖遭金人入侵、有王室南遷之變,卻并沒有給大汝窯時代劃上句號。

那么,曾燒制宋室宮廷用瓷的寶豐清涼寺汝瓷窯場的性質到底怎樣,筆者認為,它應是在私營窯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北宋晚期被官府選中征用并由官府介入燒造事宜的一處官、民窯爐并見的窯場。首先,官府介入了天青釉汝瓷的燒造,《坦齋筆衡》有遂命汝州造青瓷器之記載,而從宋代的官手工業和官府窯業制度看,承擔此任務的必是汝州官府。其具體的生產與操作方式當是官府自具資建窯,從民間雇募優秀陶瓷工匠進行生產燒造。這就是清涼寺汝瓷窯場中隸官的那部分。其次,考慮到在該窯場生產天青釉瓷器的北宋晚期,其產品仍以豆青、豆綠釉汝瓷為主,和學界今天所說的臨汝窯青瓷一致,則其又是一處規模較大的民窯場無疑。

本文雖稱之為官,只是因為它具有官府介入燒造事務、官府具資生產、產品流向由官府支配三重因素,卻并沒有界定它是專門為皇室燒造瓷器的御用窯場。其一是因為有文獻記載曾燒造宮廷用天青釉汝瓷的該官府窯場所產汝器仍被允許作為商品出售。其二則立足于宋代官用物資的科率制。宋代征辦官用物資的手法是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既然宮廷需用汝州生產的青瓷,就必有到汝瓷產地率買汝瓷之舉,“供御揀退,方許出售的壟斷性強買手法也就自然會出現。其三,是前引張俊能在南渡后的紹興二十一年進奉十六件汝器,說明當時個人是允許擁有和使用汝瓷的,可證汝窯和汝器并未被宮廷壟斷。

總之,本文之所以界定生產天青釉類汝瓷的寶豐清涼寺汝瓷窯場為官府窯場,是由于它是汝州官府為完成任務而建立并組織其生產的。就文獻記載以及汝窯最盛時所處的北宋王朝看,這類官府窯場的產品雖然有部分被選中供應宮廷,但大部分仍作為商品出售。它和明清兩代專門生產御用瓷的御器()廠有著質的不同。

 

 

(原文刊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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